王瑞海 | 在社会工作服务中，实践“助人自助”

王瑞海 | 在社会工作服务中，实践“助人自助”

编者按：不做小镇做题家，就没有其它出路了吗？80后的王瑞海，因病辍学走上打工之路之后，通过参与志愿服务慢慢学习和参与社会工作，并最终走上了“助人自助”社会工作者之路。2022年10月14日晚上，在抖音短视频平台上，来自协作者团队——南京市协作者社区发展中心（以下简称南京协作者）的社会工作师王瑞海（以下称大海），与来自北京市社会工作发展中心（以下简称北京协作者）的中心主任，高级社会工作师李涛，进行对话交流，分享其是如何从打工青年成长为社会工作者的人生经历。本文由王瑞海直播分享的稿件编辑而成，部分有删减。

秀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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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过往的经历，教会我向善

记得小时候我们家门口就是一座山，上山再往远望去，就是一片片梯田，望到尽头就是一座更大的山。幼年时期，我经常幻想着山的那一边是什么样子的，上了山顶是不是就可以摸到云彩了？幼年时期我走过最多的路就是从我家门前的小山跑下去到姥姥家，每天爬上爬下，太熟悉了，所以有时候就尝试着闭上眼摸索着爬上山回家，也算是幼年的一点点乐趣。

我的父母、祖辈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那个时候种地没有什么经济收入，父母每天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也收入不到钱，可能还吃不饱。记得有一次我忘了是准备给谁过生日，晚上要煮挂面，妈妈从柜子里找出半袋放了不知多久的挂面放到锅里，因为当时还没有电灯，屋里光线很暗，都没注意挂面有什么不同。等到挂面从锅里捞出来盛在碗里的时候，发现碗里漂着一层白白的虫子。妈妈说面虫是干净的，于是又把面条倒到盆里，用井水涮了一下，把虫子挑出来继续吃了起来。但不知为什么我现在依然很喜欢吃面条，或许是有种特殊的情感吧。

虽然从小家里就很穷，父母也没有文化，所以就特别羡慕有文化的人。当时我觉得我们家里最有文化的人就是我的二姑父，在我们村小学当民办教师。而在我们村里最让人羡慕的是我们村里唯一一个当了副县长的人，管教育的。所以我特别想要通过自己改变我们家庭世代为农的局面，想做个老师，像我二姑父那样，可以教书育人，还可以挣钱，还不误种地，这个理想一直到我上初中。记得3年级的时候，我们村的那个大官（副县长）在我们学校演讲，五星红旗下，他声音洪亮，一开始特别崇拜。可是，后来他讲了一句话让我感到很困惑，也有一点反感，他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我对这句话的记忆非常深刻，我当时就搞不明白，为什么老鼠的儿子就只能打洞？农民的孩子就只能种地吗？他是大县长，为什么要这么说？其实，即便是到现在，这样的声音、这样的现象也还很多。我们打工者居住的社区大部分与城市中心隔离开来，我们的孩子经常因为户籍的限制找不到学校。

中国的城市化是由我们的农民工一砖一瓦建立起来的，如果没有农民工，就没有中国的改革开放，也不可能有我们的工业现代化，那么我们很多打工朋友离乡背井的目的是为了能让孩子更好地接受教育，而不再像父辈一样面朝黄土背朝天。我们常说教育可以改变命运，但实际上教育是有成本的，是有条件的。没有人是希望躺平的，只不过我们用躺平的方式来做另一种抗争，我们做‘打工青年如何做公益’系列直播，是希望通过直播让更多打工朋友知道改变命运有多种可能，包括从事公益服务也是一个重要的机会，不仅可以服务他人也可以成就自己。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当中，人的需求包括从生存的最低级需求到爱与归属、尊重和自我实现的最高级需求。我们常常觉得一个人吃不上饭，处于最低级需求就不会考虑最高级的需要，其实事实是相反的，结合我20多年农民工服务以及在农村生活的经验，我见过很多很贫困的农民，即使在吃不饱饭的情况下，依然没有放弃对人生价值的追求，我相信我们自己的父辈身上能够看到这样一种努力，这也是我们开展系列直播的目的。

秀米

——协作者学堂发起人、高级社工师李涛分享

记得小时候我妈经常跟我说：“你要是能够考个师范生就好了”，我的父母都是没有文化的人，说实话他们也不懂怎么去教育孩子，父母很少教育我要做科学家、当官、挣大钱……即便我长大一些，他们也没有要求或刻意引导我未来的职业发展。或许他们也可能不知道该引导我做什么，怎么引导。父母从小教育我最多的就是做个好人，做个老实人，他们不光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所以，我也经常想我父母对我生命成长的影响，包括对我现在从事社会工作的影响。我感觉正是他们没有对我的职业做特别多的限制，非要我做什么，所以我在后来才能专注自己想做的事情。虽然他们不懂什么大道理，但是父母的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的言传身教，使我一直以“做好人、做好事”为做人的准则。

我在上初中的时候生了一场病，癫痫。那段时间，每天都被疾病折磨着，上课的时候突然发作，吓的同学们都跑出教室，几个胆大的同学抬着我到宿舍睡下。睡梦中，我感觉到父亲紧紧握着我的手，我知道那就是我的父亲。其实，我跟我父亲很少说话，在我慢慢醒来后，我也没跟父亲说什么话。他带着我回家，拉着我的手，跟着他一起回家，路上我们俩也不说话，我低着头不敢正视大家向我投来的目光，但在那个时候唯一可以的话，就是拉着我父亲的手，那刻我也真正明白了、理解了父亲、父爱。曾经很长一段时间我是低迷的或者说是固执的，我对自己未来还能做什么开始不清晰，迷茫。我担心我以后什么也做不了，或者说不能在读书，不能当老师。于是我固执的要坚持继续上学，父母不得不给校长说说情，给校长送礼，好让学校允许我可以继续上学，但实际上我经常上不了课，还常常影响到同学们上课。实在没办法的情况下，我选择了退学，每天在家门口目送着上学放学的同学们，我羡慕、无奈，也开始思考自己该怎么办。

在我退学在家那几年，我们村里发生了地震，就是1998年的张北地震。地震导致很多房屋倒塌或成为危房不能住，同时也为村里吸引了很多的爱心资源。帮忙修路的，钻井的，盖房子的……因此，我也是第一次听说了公益组织，比如救世军、红十字会，但那时候我还不太懂什么是公益组织。有一次，我很想表达自己对这些好心人的感激，于是跟母亲商量，提了一篮子鸡蛋送到给我们钻井的部队里，送完之后心理特别开心，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很对的事情。我一直觉得，人这一生都会经历很多困难，而每一次困难其实也会是一次契机，只要你正向的去看待自己所经历的，去接纳自己的当下，积极的面对。在这个过程中，你会遇到很多人，关心你的，也有旁观看热闹的，但是我们要去珍惜那些关心你的人，学会感恩。

从熟悉到陌生，流动带来的挑战

2000年的时候，我觉得自己不能一直在农村待着了，看着同龄的伙伴有的在上大学，有的在城市打工也挣了钱，我想我也得去闯闯。于是，我来到北京，在北京做过煤球厂工人，送水工，还有保洁。那时我的病还没有好，经常因为病发作而被老板劝离。2003年，我在清华大学对面的一个小区做保洁工。打工的日子很枯燥，每天除了宿舍，就是各栋小区楼之间穿梭。从装修的时候收装修垃圾到居民入驻后收生活垃圾，我干活的时候一直很拼。记得当时经常把装满生活垃圾的黑色垃圾袋背到背上后，垃圾汤顺着后背就流到了裤腿，为了不影响居民出行，我们都是背着垃圾桶过走消防通道的楼梯把垃圾一袋一袋运到楼下的垃圾车上，一天下来，身上酸臭酸臭的。我接触过的打工朋友都是这样，在工作岗位上都想好好的干，争取一切可以得到领导认可的机会，为自己争取更好的发展机会。

打工的日子是非常枯燥的，除了上班，业余生活基本没有什么。有的同事会出去玩，但我内向，一般不怎么愿意跑出去玩。我也曾经在休息的时候骑着自行车去清华大学门口转悠过，一心想进去看看这所全国最高学府到底长啥样，但是没有进去过，不敢。其实我们经常会遇到很多打工朋友或流动儿童，他们不敢去医院，没有去过公园图书馆，大学。我们可能会觉得是他们不自信，或者是太过于自我封闭。但我觉得还有更重要的原因是这个社会刻意把打工朋友和这个城市割裂开了，你会看到打工朋友居住的城中村社区经常会被一些围板隔开，你也会看到流动儿童上到学校和城市户籍儿童上到学校有很明显的不同，甚至在一个学校还要分成不同的班。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那来的自信去融入城市那？当然，我们也会看到一些好的不错的做法，比如在夏天有的饭店会专门设置环卫工人休息区，并送上绿豆汤，我想这就是一个城市，一个社会应该有的温度。

乡村是一个熟人社会，祖祖辈辈都非常熟悉了解，彼此之间有一些血缘关系，但在城市，人和人之间是高度疏离和陌生的，人和人之间是依靠一些法律契约的关系维系在一起的。从农村流动到城市，大家会感觉到特别不习惯，因为流动一方面给人带来机会，但流动本身也充满了很多的挑战。从熟人社会到陌生社会当中，光靠个人的力量重新去做一个支持网络来的成本是相当高的。社会工作就是这样一个专业，促进人和人之间更好地相互链接，构建起正式与非正式的支持网络的专业，对人口的流动、移民的城市化有重大的建设的价值。

秀米

——协作者学堂发起人、高级社工师李涛分享

协作者非典时期到清华园的地下室文艺探访

有时候就感觉人这一生真的是会有很多的巧合。2003年在北京打工的时候正好遇上非典，有一次我下班后，看到我们保洁宿舍门口围了很多人，还有穿着白色运动服的，一看就不是我们做保洁的。我出于好奇围过去，才知道这些人是给我们送防疫物资的，她们叫“协作者”。当时我就觉得特别感动，来北京打工第一次被人关心到，上一次还是在老家地震的时候。于是，在他们离开的时候我就一直送到小区门口，路上他们听我说是河北张家口的，就告诉我说协作者的负责人李涛老师之前支援过张北地震重建。还给了我一个宣传页，上边有一个小女孩抱着一个大芹菜，那个画面我太熟悉了，小姑娘红扑扑的脸蛋就是我们坝上人的特征，真的感觉非常亲切。

第一次见面后还是有很多同事不相信的，觉得没有这么好的事情。可我当时不知道为什么，就没往别的地方想，就是觉得“协作者”很好。所以我就想我要做点什么，可我也不知道做什么样？就跑去一个百货商场转，问买礼品的服务售货员，我就说了我要做什么，就有人跟我说你可以做一个贺卡。其实做贺卡对我来说挑战也是非常大，那是我第一次主动请女同事们帮忙一起做的，以前从来没有主动和女同事说过话。后来我们就在地下室一起组织了中秋联谊会，我知道了“协作者”有很多打工的志愿者，他们都多才多艺，我非常羡慕。我也想成为一名志愿者，可是我又感觉自己不行，没什么特长，做不了啥。这次与协作者的相遇，我似乎找到了一种非常向往的归属。在之后的打工过程中，我一直留着那张宣传页，一直在想着怎么才能做一名志愿者。

在志愿服务中，实现自我成长

之后，我又换了好几份工作，后来学了婚纱摄影，在学摄影的时候，才了解到有纪实摄影，我就想到“协作者”，我想我也可以拍拍农民工的生活，通过“协作者”让更多的人关注下农民工。于是，我在2006年在北京婚纱影楼里做摄影助理的时候，也就主动的申请加入了北京协作者的志愿者队伍。为了去北京协作者方便，我还专门在附近租了房子。

我觉得参与公益、做志愿服务，其实是我们每个人能都非常想要去做的，我想很多打工朋友跟我当时会有一样的想法或担心，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觉得自己能力不够，缺少平台和机会。

我是一个特别内向的人，不自信，这也成为我在北京协作者做志愿者的一个挑战。比如有一次做工地文艺探访，我在台上就一句台词，还因为紧张没有说出来。不过我发现这个挑战并没有给我带来太大压力，反而成为了一种动力。因为我和很多打工志愿者、社会工作者、实习生在一起的时候，他们都很接纳我，不管我说话声音再低，大家都会微笑着看着我，还给我鼓掌。在志愿服务中出现错误，大家也是和我一起总结问题、经验。大家也会鼓励我，说我“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在大家都鼓励下，我也越来越愿意去表达，去尝试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情。

王瑞海参加民众戏剧表演

2006年，北京协作者组织我们打工朋友开展民众戏剧的系列活动，我一开始不是很懂什么是民众戏剧，“协作者”的专家陈美萍老师带我们回顾过往经历，画画、写诗、跳舞，还自己创作舞蹈，感觉挺好玩的。自己僵硬的身体也慢慢打开了，平时不太爱表达也开始朗诵自己写的诗歌，从一开始表情僵硬，到慢慢的放开自己去表达，用肢体、语言、面部表情去表达自己的情绪。更重要的是可以把自己的经历写成剧本，自己把自己的故事演出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棒的过程，感觉可以把自己很多的经历、情绪说出来、演出来，是一种倾述，而这个过程也是在与自己生命的和解。记得我在演我找工作的经历，背着蛇皮袋，走到观众面前，面对观众：“招工吗？”说实话，那个时候我是无法正视观众的眼睛的，从演技来说我觉得很差。可是这也正是我找工作的状态。有一次我找工作，我在北京西城区挨个进影楼门店，一进门就问：“你们招人吗？”有一次，我进去刚问完，人家回了我一句：“你不是刚进来吗？”我当时尴尬的赶紧离开。通过这次民众戏剧参与，我们最终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创作出了《一个民工的美丽期待》原创民众戏剧，并且在北京长安大戏院、南京大行宫会堂、珠海、广州等地进行了巡演。这个过程我不仅锻炼了自己的表达能力，更加自信，也更找到了自己的价值：通过自己的发声，引起社会更多对打工者这个群体的关注。

民众戏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工作赋能的方法。协作者相信，每一个劳动者都是优秀的艺术家，生命本身蕴含着重要的艺术的力量，每一个劳动者的故事都可以成为生命的剧本。协作者希望让打工者表演自己的生活，把它搬到舞台上，通过艺术的手法来还原，让更多人看到原来在我们身边的大街小巷、工地上的这些打工朋友，不光是一个工作的人，他们也是有血有肉的人，有梦想的人，有理想的人，有家庭的人，对未来有希望的人。

秀米

——协作者学堂发起人、高级社工师李涛分享

做志愿者的时候，我参加过不同的小组活动，如英语小组、文艺小组等等，社会工作者经常鼓励我们打工朋友间分享、互助。因为我当时学摄影，在影楼工作，于是我便萌生了开展摄影兴趣小组的想法。当时并没有对为什么要这么做想的太清楚，只是觉得一伙人在一起分享各自的特长，也是丰富每个人知识，对大家都有好处。没有想到，这个小组却成为我了解社会工作、认识社会工作的第一个踏板。开展小组的想法得到了李真老师及北京协作者其他社会工作者的认可和鼓励，于是我便开始了长达半年的撰写计划的历程。

一开始，我对小组一无所知，我向工作人员、社会工作专业实习生请教，了解了计划中要有背景、目标、时间、行动计划等，同时还知道了写计划之前首先要先了解服务对象的需求，根据需求来确定目标。于是我又与打工志愿者们（小组的服务对象）交流，了解他们的需求和想法，听取他们的建议。计划从一开始的几十个字的想法，通过实习生、工作人员的不断提建议，以及在李真老师的多次督导下，修改了4、5稿，经过了半年多的业余时间完成。在开展小组前期，我与大家一起动手制作海报，动员打工志愿者、工作人员参与小组，与工作人员模拟演练小组，一起动手制作活动道具，小组结束后开展评估等等。我觉得从一开始这个小组就是工作人员、打工志愿者一同参与完成的，而小组也更加成为了打工志愿者之间交流分享的平台，而我也在组织活动和交流中与大家一起成长。我们感觉“协作者”就像一个家，我们在“协作者”相互帮助，相互成长。虽然当时对社会工作还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但这个过程我的感觉很好，我觉得这种方式特别适合我。同时，在这个过程中，我想成长最多的也是自己。

如果你想要做好服务，为服务对象带来更大的帮助，那么首先你要接纳你自己，你的身份角色，你的出生生长环境，你的能力优势和不足等等。在接纳自己的同时，你要客观的去分析自己做这个事情（开展一项服务或解决服务对象的一个问题），你的优势是什么，你的不足是什么，你的挑战是什么？并且你一定要积极的去面对挑战，如果不能做到这点的话，你就只能止于当下，或者做的会很痛苦，当然这个过程你可以寻求督导支持。比如我第一次写摄影小组计划时，我虽然懂摄影的一些知识，但是对小组我是不懂的，同时我也非常内向，平时作为组员都需要大家鼓励。刚开始我其实是有些畏难的，觉得自己本来就是提出个想法，组织活动是社会工作者的事情。但是李真老师鼓励了我，我想既然自己提出来了，不妨就试试。当时我的计划都是会给到社会工作者看的，给李真老师看，也会向社会工作实习生请教，所以这就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自己很内向，不爱表达，就得在日常参与活动中刻意的表达、主动分享，当然这个过程离不开大家的鼓励支持，尤其参与民众戏剧这个过程，对我的改变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在社会工作服务中，实践“助人自助”

我是在2007年南京协作者成立后正式加入协作者成为一名社会工作者的。我记得是7月份的时候，我和李真老师、金艳、孙师傅、杨志豪一起来到南京筹备南京协作者。那时正是南京最热的时候，我们每天下班晚上八九点钟都会看到一些穿着朴素的打工朋友，或抱着小孩，或夫妻携手，也或者是单身一个人，聚集在一些设备简陋的街头卡拉OK旁，欣赏着那来自心底的歌声；也会在每次外出办事路过的装饰城里的走廊两边，看到那些趴在桌椅上认真做功课的流动儿童；在走访社区时，我们也会看到，拆迁的废墟上、臭水沟边成为这些孩子们放学之后可以游戏、娱乐的地方。当我们准备和他们打招呼或拿起相机给他们拍照时，顽皮的孩子们冲我们扮个鬼脸，转身又跑开了，消失在一片片废墟与还没有拆迁的民房之间。我们能为他们做些什么？我们清楚，服务必须结合需求开展，于是，我们通过了长期的社区调查走访，了解打工朋友的需求，与打工朋友一起绘制社区资源图。在开展社区调查的过程中，我们也经常会被怀疑，有人会说我们是卖狗皮膏药的。为此，我们是有很大挫败感的，觉得自己本来是好心，怎么还会被怀疑。后来我们找李真老师督导，李真老师让我们反思：“如果我们是那名打工朋友，我们会不会对陌生人、陌生的事情怀疑？”其实即便是现在，很多人也不了解公益，也对公益持有不信任的态度，对社会工作不了解的就更多。但如果我们只是关注到“他们怎么可以怀疑我做好事”我们就会陷进去，只关注自己被怀疑，觉得很委屈或者挫败。但如果我们把“自我”放下一些，多问一些“为什么”，如“为什么打工朋友会对我做的事情不理解、甚至不信任”，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怀疑”背后的原因，可能是个人成长中的问题，也可能是环境的影响。其实这也就是我们在做需求分析的时候，当我没看到服务对象表现出的一个问题时，那只是一个表象。所以我们一定要去问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是什么因素影响他/她有这样的行为、认知？才能找到问题的根源。

王瑞海开展儿童摄影小组

真正参与工作后，我开始逐渐的对社会工作有了更多的了解，因为那时候我们每周晚上都会有团队学习小组，在宿舍里，大家轮流负责，包括社会工作通用过程，社会工作的主要工作手法等。社会工作的理念是“助人自助”，但“助人自助”怎么在具体实务中运用？是如何体现出来的？记得在2010年的时候，一位姓程的大姐因为和单位一些纠纷事情咨询到我。这位程大姐只上过小学二年级，现在在一家福利食品厂工作，但她觉得单位有一些做法不合理，比如经常加班不发加班费。刚开始她是通过法律的途径去尝试解决的，但人家说她证据不足。她当时也不清楚法律是怎么规定的，所以没办法的情况下咨询到我们。当时我也没有太多这方面的经验，于是我就跟程大姐说，既然他们说我们的诉求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那我们就看看法律是怎么规定的。于是就找出了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的读本，我跟她对应这一条一条的找到了法律依据，又鼓励她拿着这些法律依据再去找相关部门。后来程大姐就真的这么去做了，最后通过调解拿到了自己的赔偿。而程大姐的工友们了解到她拿到赔偿了，都来找她帮忙，于是她就和我一样，和工友们一起学习法律知识，协助他们解决这些问题。她的经历也得到了媒体的关注。在这个个案中，我看到了“助人自助”的力量，一方面我自己通过这个过程学习了法律知识，同时我之后再去总结时，会总结到很多社会工作个案服务的技巧、经验，这对我自己来说是一个能力提升的过程；另一方面对于程大姐来说，她不仅仅是解决了自己的问题，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学习了法律知识，学习了如何运用法律知识保护自己，更学会了如何运用自己学习到的知识去帮助别人，这也是一个“助人自助”的过程。

其实小的时候，自己的梦想是当一名老师。后来生病了，不能上学了，就觉得自己的梦想越来越远了，不可能实现了。但在认识协作者后，尤其是成为协作者的工作人员后，发现自己虽然不是体制内的老师，但是似乎也在做着教育的事情。而随着工作的逐步的深入，自己也开始重新理解教育。

王瑞海为大学生志愿者团队开展能力建设专题培训

记得2009年，我第一次为服务的流动儿童开展了摄影小组，通过以小组的形式引导流动儿童学习摄影知识，之后走进他/她们生活的社区，用相机记录社区的人、物，从而达到认识社区、关注社区的目标。之后在2011年，摄影小组升级为社区小记者，组织流动儿童通过学习如何进行采访、摄影知识，并共同制定采访提纲，分组走进社区围绕她/他们关注的话题采访社区居民，并进行观察，用图片进行记录。之后会一起这对采访的结果进行分享总结，总结出调研报告，并针对社区的问题提出建议。之后还自发组成社区志愿服务队，参与社区孤寡老人照顾、社区环境保护等志愿服务。在此过程中，参与活动的流动儿童会涉团队协作、自我表达、社区交往、逻辑思维、观察分析、统计、志愿参与等能力的提升。而更主要的是流动儿童在这个过程中参与主导了这次社区调研，他/她们从原来被动的被社区遗忘或排斥，变为主导的参与社区的建设。同样让我感到有成就感的还有协作者的“公益少年营”培育。2019年暑假，南京协作者为18位流动儿童、困境儿童开展了7天6晚的封闭式“公益少年营”。在这次活动中，我们通过引导营员们进行网络检索、专题讲座、参与式培训、人物对话、社区采访、城市徒步等不同的形式，认识什么是公益，寻找需要解决的社区问题，讨论解决办法，制定行动方案。在这次活动之后，我们根据大家讨论的成果，设计了“流动青少年参与社区垃圾分类能力建设项目”，并和孩子们一起申请了公益创投项目，并以儿童主导参与实施项目。

我想这就是教育的过程，也是教育的目的。社会工作以“助人自助”为服务理念，相信每一个服务对象都有潜能，都能够通过互动学习提升自我解决问题的能力。而我理解的教育就是最大程度的激发每个人的潜能，像“协作者童缘”的使命一样，让每个孩子都成为最好的自己、最好的家人、最好的邻居、最好的公民。我们常说社会工作就是“用生命影响生命”，而广义的教育我想也是这样，包括做一名教育者，就是要“用生命影响生命”。因此，我特别感谢能够遇到协作者，与社会工作相遇，使我能够继续坚持在为梦想努力的道路上，同时也帮助我能更深入的理解教育。当然，我对教育的理解还很浅，掌握的知识也很有限，但我相信做好社会工作的同时，就是在丰富我对教育的认知。

每个人都希望过上幸福的生活，虽然每个人对幸福的理解不同，但我想任何一个人都希望自己生活在一个平等、自由的社会，我觉得这个追求与金钱、物资、地位没有直接的关系。而社会工作在促进人们追求平等、自由的生活中发挥的非常关键的作用，因为这本身就是社会工作的使命。因此，我相信社会工作在未来一定会被大众所周知、认可，同时社会工作也一定会不停的推动着人们实现平等、自由，而我一直可以是其中的一份子。